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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｜正经婶儿
来源｜正经婶儿（id: zjshener）

世人了解杨绛多半是钱钟书那句“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。”

或者是之前大家一直挂在嘴边的“我见到她之前，从未想到结婚；我娶了她十几年，从未后悔娶她。”

但这只是这段旷世爱情的开头，在两个人的故事里，这只是引子。

在87岁以前，她是钱钟书的贤内助。

他们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：

01

一次，杨绛出门送钱钟书去上课，忽然一阵风刮来，把门带上了，钥匙还在屋里。杨绛就转到楼背后的花园，借了园丁的长梯爬上卧室的阳台。

没想到阳台通向卧室的木门也关着。这时园丁已撤，长梯也带走了。

杨绛只得侧身一蹿，双手搭上了木门上面的气窗，脚踩在门把手上，再用脑袋顶开气窗，手脚并用，翻进屋内。

等钱钟书下课回来，家里一切如常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02

杨绛在她和钱钟书在牛津上学的时候，大写的太太力……

钱钟书说：“我把墨水瓶打翻了，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。”
杨绛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会洗。”
钱钟书不相信，说：“那是墨水呀！”
杨绛说：“墨水也能洗。”

过了几天，又说：“我把台灯砸了。”
杨绛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会修。”

再过了几天，钱钟书说：“把门轴弄坏了，门不能关了。”
杨绛还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会修。”

03

当时，杨绛和钱家上上下下挤在一处。

时局混乱，住处逼仄，杨绛没有自己的房间，她不便公然看书，好像看不起妯娌姑婆，就借了架缝纫机，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缝纫，为钱钟书和圆圆做衣服。有时婆婆也请她给小叔子缝点东西。

杨绛满脑子西方文学经典，却默默学做一切大家庭中儿媳妇所担负的琐事，敬老抚幼，诸事忍让，脸上总是笑眯眯的。

04

抗战后期，物资更为匮乏。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。比如烧煤，煤球里泥掺多了，烧不着;掺少了，又不禁烧。为了省煤，杨绛自己和泥，把炉膛搪得细细的。

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，杨绛如获至宝，掺上煤灰自制煤饼，能抵四五百斤煤球。她还负责买菜、洗全家人的衣服。

钱钟书的婶婶见杨绛一位千金小姐，在家什么粗活都干，很是感慨，对杨绛说：“你是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;入水能游，出水能跳。宣哥(钱钟书小名)是痴人有痴福。

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说过，大嫂“像一个帐篷，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，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”。

郑土生也说：“不只是生活上，在人情世故上，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，杨绛先生都比钱钟书先生要周到。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、喜好说一些话，但杨先生很温和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，各种情况。”

87岁之前的杨绛，做好了一个妻子，儿媳，母亲的职责，已经完美如女神了。

1997年3月4日，女儿钱媛去世。1998年12月19日凌晨，钱钟书病逝。两年之内，杨绛连着送走两个至亲。

用她在《我们仨》里的话说，“我们仨变成了我一个”。

这一年，她已经87了。

而且她经历过文革、反右和历次革命运动，身体一直虚弱。

夫女病重期间，80岁高龄的杨绛往返北京医院和钱媛所在的西山，照顾两个病人。

然后连着承担丧父丧女之痛。

“钟书逃走了，我也想逃走，但是逃哪里去呢?我压根儿不能逃，得留在人世间，打扫现场，尽我应尽的责任。“

逃很容易，“我们仨”可以去阴间相会，生却很难。

而且不是苟且的生。

2003年她整理出版3卷《钱钟书手稿集·容安馆札记》。

2011年出版20卷《钱钟书手稿集·中文笔记》（现在，还有100多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。）

2014年，她完成了4万余字的小说《洗澡之后》。

2004年到2014年，她完成9卷本的《杨绛全集》。

2001年，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，设立“好读书奖学金”，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。

钱钟书和她书稿的稿费悉数捐献，累计本金达到1400万元。

2013年，103岁高龄的杨绛诉讼某拍卖公司，要求他们停止对钱钟书、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，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，获得20万元赔偿。

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，她要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。

她的“我们仨”从来没有分开过。

这18年来，她不是靠孱弱的身体在活。

她靠的是意志力和一句跨越两界的承诺：

1998年12月19日凌晨，钱钟书身体状况很不好，医生连忙通知家属。杨绛赶到床前时，钱钟书已经合上一只眼，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。

杨绛帮他合上眼睛，轻轻在他耳边说：“你放心，有我呢!”

她留下来“打扫现场”——把钱先生的手稿整理出版，把自己的文字汇总成集，把所有的财富奉献给教育她们的清华，奉献给国家和人民。

这是一个105岁老人的承诺。

这才是旷世伟大的爱情。

一句“你放心，有我呢”才是对爱最好的诠释。

胜过一万句我爱你。

小辈把有修养有成就的女性叫做先生。比如杨绛，学界一直称为杨绛先生，而不是杨绛女士。

先生，不是一个性别称谓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。

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

一个人有这么好的条件，却不娇纵，不傲物，一直保持谦虚、诚挚、以及对生活的热情。

反躬自省，如果是我们，遇到这些幸福与不幸，我们会成为什么样？

学问再高，不如品行端庄。成就再大，不如心诚意正。

杨先生是好的垂范。

01

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，日军进驻上海租界。

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，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。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，乘客排队步行过桥，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，杨绛不愿行礼，往往低头而过，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。
02

新中国成立前，杨绛和钱钟书就决定留在祖国。

“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走的机会。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家骅，请钱钟书先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，还想见杨绛先生，但杨先生不见他；牛津大学的朋友也来信，邀请他们去英国。”

但钱钟书复信牛津同窗：”人的遭遇，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。”

杨绛后来回忆道：“我们是文化人，爱祖国的文化，爱祖国的文学，爱祖国的语言。一句话，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，不愿做外国人。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，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，等待解放。”

03

1950年以后，她教的小说选读、诗歌和戏剧被视为三大“危险课”，她的朋友袁震是中共党员，对她说：“老一套(教法)不行了，我来教教你。”

杨绛答，老一套不行了，我也不想教书了。
04

1957年，杨绛接到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名骑士小说《堂吉诃德》的任务。47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。文革十年浩劫，翻译中断。

直到1978年，杨绛的心血译作、72万字的《堂吉诃德》终于出版。

因为这本优秀的中文译著，西班牙授予她“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”。

西班牙国王胡安·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亲自接见杨绛先生。

旷世的爱情，也许不一定烟火纷飞。

现在看来，这段爱情竟是一个小清新的开头。